改革开放40多年来，大量实现赶超乃至领先的中国本土企业不断涌向世界舞台。这些企业共同走出的中国特色创新之路，使“中国式创新”伟大实践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热议。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积极探索并理论化中国特色创新之路，既是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内在驱动力，也是本土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途径。

本土情境的独特性与复杂性

　　创新的本质是打破常规的一种探索性活动，体现为在多重情境的共同影响下，企业通过一系列战略决策而塑造新的资源能力的过程。鉴于基本国情的巨大差异，一些典型创新理论的前提假设与应用条件同中国企业所处现实情境呈现出显著异质性，以至于对西方理论的简单修正已经难以完全解释中国企业创新实践背后的规律与特征。当前，我国大量领先企业实践都展现出与西方企业截然不同的追赶超越之路与蓬勃的创新力，但却鲜有挖掘出被广泛认可的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式创新”规律与经验。其根本原因则是缺乏对中国独特的外部创新情境特征的深入挖掘与系统探索。

　　其一，尚未深入挖掘本土情境要素的独特性。在将舶来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大量研究缺乏对我国独特的技术、市场与制度等具体情境要素特征的关注。比如，在发达经济体中企业的制度环境相对稳定，但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制度空白、制度刚性与制度柔性等状态并存，赋予了企业在新兴领域“弯道超车”的可能。同样，巨大的中国市场曾使“市场换技术”成为本土企业拓张的必由之路，但在当前消费升级、市场层次多样化的背景下，本土企业涌现出的大批领先企业已然在细分市场走出了垂直化、高端化等市场扩张道路。在技术方面，底层架构类技术的缺失和上层应用类技术的丰富并存，既有部分企业通过合作创新实现了核心技术的共同研发突破，也有部分企业通过构筑开放式创新平台实现了技术积累与“为我所用”。

　　其二，未能厘清我国多重情境要素的动态变化与组合叠加带来的复杂性。鉴于转型经济背景下我国长期处于新老更替的动态情境变化之中，同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制度、市场或技术情境，而企业的战略变革决策也往往与外部情境的动态演变息息相关。一方面，已有研究对情境的假设呈现出非此即彼的静态视角，忽视了企业其他发展阶段的制度空缺或制度柔性等带来的影响。与纵向视角下中国本土刚柔并济的制度、巨大但多层次的市场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现实情境相悖。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忽视了制度、市场等情境要素的叠加与组合带来的系统性作用。当企业同时面临制度与市场双重约束或双重支持等不同情境组合，必然会引致截然不同的创新路径选择。外部视角下，中国企业恰因处于情境的独特性与复杂性，才产生了悖论式领导、灰度管理等具有平衡色彩的独特创新管理模式，以及封闭式集中攻关与开放式创新平台并存的多元创新路径，等等。因此，基于对本土情境要素的多维理解，“中国式创新”天然地具备外部应然性，而其拓展与理论化则亟待通过静态与动态结合、单一与复合共存等多重情境视角的叠加，挖掘典型外部情境下的创新实践规律。

不同情境组合下的本土企业创新

　　对处于不同情境要素组合下的各类企业，遵循的创新策略与范式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与动态性，难以直接与西方理论中的典型模式及其适用条件相匹配。因此，从企业创新实践视角挖掘“中国式创新”的核心主体及其典型特征，亟待立足本土独特的情境要素及其不同组合，探索企业的创新模式与路径，由此揭示“中国式创新”存在的显性规律。

　　在制度要素为主导的情境组合下，大国重器等复杂产品系统的创新主要得益于行政化与市场化双重保障下的集中攻关创新范式。由于复杂产品系统需要长期、巨大的研发投入和大规模“产学研用”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在政府驱动和市场拉动的双重力量下，我国构建了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主导，带动构建全产业链上的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等在内的庞大资源共享体系，从而形成集中攻关的典型模式。由此带来的需求保障与资源倾斜调配，使核心企业不断构建“以我为主”的开放式创新平台，得以与国内外诸多企业合作创新集中突破技术瓶颈。在技术来源方面，表现为基于后发国家“引进—消化—吸收”基础路径下的二次创新模式。在传统创新路径依赖的基础上，面对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核心技术封锁，我国复杂产品系统还孕育了新型举国体制下的二次创新等自主研发模式。

　　在市场要素为主导的情境组合下，传统场域中的中小制造企业通过差序升级的创新范式，实现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快速攀升。在技术起点低且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境压力下，后发企业既要面对自身的资源与能力约束，也要应对国际品牌基于先发优势带来的激烈市场竞争。为避免与外国强势品牌的正面竞争，我国制造企业多从低端市场起步以实现规模扩张，在不断的能力积累与价值升级过程中，实现产业链条与产品优势的构筑，进而在消费升级等市场分层的动态情境下通过定位差异化的细分市场突围而出。在技术来源方面，这些中小制造企业发展初期大多是在引进模仿的基础上，实现可利用资源的拼凑式组合与迭代创新。由此，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得以在差序升级与节俭创新的组合路径下，克服后发企业的天然资源劣势，并充分利用后发借鉴的优势，以实现自身技术升级与跨越式创新。

　　在技术要素为主导的情境组合下，由于缺乏可跟随的标杆企业，大型平台企业的成长多采用分散试错的创新范式。在新技术涌现的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得以与发达经济体站在同一起跑线，缺乏标杆带来了发展方向模糊的巨大风险，但同时也给予了大量本土企业探索试错快速迭代的巨大机遇。通过制度上的柔性监管鼓励大量企业投入“互联网+”与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又依托本土市场大规模的互联网用户基础以支持平台企业在“数字资源”的积累下快速成长扩张。分散到衣、食、住、行等各个领域的领先创业企业，通过不断地成长壮大与并购重组，构建出若干细分领域的代表性平台与超大型平台生态系统。其成长的创新发展路径主要表现为“垂直化—平台化—生态化”的演进过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庞大数字经济生态下，大量创业企业在专业领域深耕并进行垂直嵌入，将技术端与各类生活场景中的需求端融合贯通，迭代打造专业化平台。随着海量用户数据资源的积累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核心技术的深度研发，平台企业不断拓展核心业务板块至教育、医疗、金融等各大服务领域，进而通过纵横交替延展的创新模式，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全方位构建。

打造创新管理理论的中国学派

　　“中国式创新”是中国企业在复杂多样的情境下，通过各类创造性的创新实践所形成的、有别于西方和其他国家的、独特而多样化的创新实践模式组合。因此，深度挖掘“中国式创新”背后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形成创新管理理论的中国学派，并助力“中国式创新”迈上新台阶。“中国式创新”作为实践与理论交融共生的产物，既有其存在的独特性，也具备融入已有创新理论并与其对话的接口。一方面，在当前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位于技术领先的发达经济体和起步阶段的后发经济体之间，使中国企业创新在横向比较中具有独特之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所经历的部分创新阶段在其他经济体也曾有过，如德国在英法完成工业革命时，也曾是被冠以“山寨”符号的农业国；日本、韩国也经历过技术的引进消化再吸收过程。这也意味着，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在部分发展阶段同样遵循着创新理论的基本规律。所以，“中国式创新”是在对已有创新基本规律进行本土化探索的基础上，挖掘并提炼中国企业独特的创新模式与路径组合，以解决舶来理论对于我国企业实践解释力弱等缺乏适用性的问题，从而对经典创新理论作出有益补充与中国贡献。

　　当前，已有学者提出诸多中国独特的创新要素、过程或模式，但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架构而尚显碎片化，使中国本土创新实践尚未在世界创新理论研究阵地上展现出应有的显示度、高承认性与国际化的理论体系。因此，在独特的外部情境与内部实践交叠之下，基于“中国式创新”构建创新管理理论的中国学派呼之欲出。而要基于“中国式创新”进一步夯实对已有创新管理理论的学术贡献，一方面亟待本土学者广泛、深入走进企业，跟踪、挖掘并提炼本土企业的特色创新实践；另一方面亟须提升理论研究的情境化嵌入深度，充分挖掘具有本土色彩的理论构想，从而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理论和已有创新理论的接洽，不断丰富基于“中国式创新”的本土化理论的学术价值与理论体系。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大量本土企业在不同领域走向行业领先，使得中国正在成为孕育着丰富创新实践的沃土。而基于“中国式创新”构建的创新管理理论的中国学派的蓬勃发展，也将切实助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迅猛发展，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自信与理论繁荣作出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2月1日第2299期 作者：苏敬勤 高昕

苏敬勤 曾任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身）部长，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主任，第四届MBA教指委委员、第五届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研究方向为技术管理、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管理创新等。